——财经报道心得点滴谈

■ 王小波（于9月初）

引语：

岁末年初，经本报总编辑王海征鼓励与推荐，笔者参加申请第七届财经杂志奖学金并获通过，于3、4、5月份脱产学习。学习期满后，本报副总编辑张健随即提出，能否将此次学习及工作几年来的心得，开个讲座与大家交流一下。

奖学金自1999年创立至今，着力培训有潜力之青年财经记者，于业内声誉日隆。加之3个月所学内容多而精，且均为理论与实践结合之典范，现思之仍屡有“新”得。将己之所好与他人分享，不亦乐乎？然笔者从业刚过七年，道行不及前辈十一。即年岁相若之同事，亦各有所长。虽机缘巧合有培训在先，但岂敢随意“开讲”？

张总说，此一是谈谈对财经报道感悟，属内部业务交流，二是冀此进一步推动报社同仁研讨业务、钻研业务之风气，“有什么感受讲什么，不要紧张”。

受此鼓励，笔者8月底与报社部分青年记者“切磋”了一次。彼时距张总提议初始已三月之久，其中既有纺织品争端愈演愈烈、报道任务繁重所累之因，亦有诚惶诚恐小心准备之故。本文正是根据“切磋”内容修改而成。

囿于篇幅及笔者学识，本文难以建立系统框架，观点亦流于粗浅。标题所谓“点滴谈”，正含此意。而文中诸多谬误之处，恳请同仁不吝指正。

（小标题）金融资本视角难以涵盖财经新闻全部内涵

何谓财经新闻？对于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将影响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如哪些应成为报道重点、如何进行报道等等，进而影响到新闻报道的效果。

目前对于财经新闻，从外延到内涵两方面并无准确的定义。以下“说法”，在实践中较为广泛地被接受：1、在银行、保险、证券等市场发生的新闻是财经新闻；2、从金融、资本市场的角度报道经济活动与现象的是财经新闻。前者称为狭义的财经新闻，后者称为广义的财经新闻。

然而，从财经新闻报道的实践看，至少以下一些内容近年来一直是财经报道的焦点，却很难纳入到“狭义”和“广义”的财经新闻中；或者说，这些内容要产生最大的报道效果，很难通过金融、资本市场的角度来实现。

——发展经济与生态环保之间的矛盾。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去年关于西南某省修建水电站，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的报道，引起很大反响。当然，这也可以从金融、资本市场的角度报道，如水电站投资资金如何筹集、如何使用、利润如何分配等。但可以想见的是，这种角度显然没有中青报的报道效果显著。

——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问题。如财经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等财经媒体，近几年来一直关注公共卫生体制的改革。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大部分问题，与金融、资本市场无关。

——贸易争端问题。近些年尤其是自中国入世以来，中国与贸易伙伴的重大贸易争端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外财经媒体关注的重点。贸易争端的各种形式，如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壁垒、知识产权争端、反垄断等等，也较少与金融、资本市场有关。

……

这种在概念认识与报道实践上的差异表明，较为流行的“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或多或少覆盖了财经新闻概念的部分外延，但未准确揭示出其内涵。可以推理，如果严格遵循“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来报道财经新闻，只会自缚手脚，降低财经新闻的地位与影响。

（小标题）利益驱动是市场经济灵魂所在 “利益”视角是财经新闻核心内涵

那么，财经新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首先，财经新闻是传统经济报道的“升级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是传统经济新闻、传统经济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是财经新闻、财经报道。

财经报道与传统经济报道在报道内容没有差异，都是报道经济活动与现象。但二者的差异在于：报道的主体、客体和受众等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

主体——媒体：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财政拨款“养”起来的事业单位；市场经济时期是自负盈亏的企业。

客体——报道对象：计划经济时期是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即使不时也有其他客体，也是为报道政府服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包括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政府，也包括企业和个人，其中企业应是财经报道的主要对象。

受众——读者、观众、听众：计划经济条件下受众很少有市场意识，接受经济报道的主要目的是“学习精神”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有很强的市场意识，接受财经新闻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影响等。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的经济新闻模式越来越难以反应急遽变化的经济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这个概念应运而生。

可以说，“财经新闻”这个概念，是对传统经济新闻的一种否定、一种扬弃。正如我们现在还在摸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我们对什么是“财经新闻”、如何做好“财经新闻”的认识，也正在建立、完善之中。

其次，“利益”应成为财经报道的核心内涵。相应地，财经新闻要从“利益”视角报道各种经济行为、事件、现象等，对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产生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说的“利益”，应限定在经济利益，市场主体的利益。进一步而言，就是经济学中的“效用”与“福利”。如前所述，在我国，“财经新闻”这个概念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而产生的。财经新闻要报道市场经济，就必须回归市场经济的根本要义——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市场机制。

“每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就能达到社会的利益最大化。”200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制度得以存在、发展的“秘密”。同样在财经新闻报道中，要想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直达事物本质，必须抓住“利益”这个不二法门。

具体而言，财经新闻报道应从“利益”角度报道、解剖经济事件与现象，为提升受众利益水平服务。

再回到本文开头。不少人从金融、资本市场角度定义财经新闻，其实与欧美财经新闻大部分与金融、资本市场紧密相联不无关系。欧美财经新闻的这个特征，是有它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新闻除具有党性、阶级性等属性外，也具有历史阶段性的特征。同样，财经新闻集中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欧美属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中80％属服务业，而其中金融业又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市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最集中体现就是，每个市场主体的利益创造、分配、转移等几乎都离不开金融、资本市场。

其实，欧美财经新闻的“利益”核心内涵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不过，人们可能更多看到了欧美财经新闻与金融、资本市场的高度相关性，忽略了这种相关性是“利益”视角与经济发展阶段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利益”内涵就为金融资本市场的视角所掩盖。

反观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1/3，金融、资本市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还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分强调金融资本市场视角，而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层次的“利益”内涵，必然会降低财经新闻的地位与影响。

（小标题）从“利益”视角理解“3S坐标系”

所谓“利益”无非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利益的创造、利益的转移与分配。明确了财经新闻的“利益”内涵，即可厘清财经新闻报道的主线：新闻事件如何影响利益的创造？如何影响利益的分配与转移？如何更有效率地创造利益？如何更公平地分配与转移利益等等。

经过近几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本报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报道风格——以“3S坐标系”指导报道。即按市场、世界、时间三维座标来指导报道，取这三个词汉语拼音首字母，简称为“3S坐标系”。理解了财经新闻的“利益”内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3S坐标系”，更主动用“3S坐标系”来指导报道。

市场坐标，指要用市场经济的规则判断新闻、把握观点，强调专业、理性和法制的精神。如对环保生态、教育改革、卫生改革乃至国资改革等领域，政府、企业的举动，很可能对公众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举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是否符合法制精神？对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避免对公众利益的侵害？如此种种问题，应成为财经新闻的重要内容。从利益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报道，应能产生很好的报道效果。

世界坐标，就是立足世界市场，报道国内新闻；立足中国市场，报道国际新闻。当前关于国际市场的财经报道热点，如贸易争端、美联储调息、人民币汇率、内外资国民待遇等，其背后无不是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等等。应从利益角度入手，报道这些冲突的产生、发展、解决等。

时间坐标，指用动态的、发展的思维，指导对新闻现象，新闻事件的报道，强调历史感和前瞻性。和其他新闻一样，再新的财经新闻，报道的都是过去的事。关注财经报道的读者，不是仅出于好奇去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希望关注过去判断未来发展趋势。而判断未来趋势的最重要目的，就是预测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以此趋利避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理解时间座标的关键也在于“利益”。

比如人民币升值后，国内外不少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详细中国政府做出升值决定前后的各种举措。其目的不在于仅仅报道过去发生的事，而在于试图从中找出规律，为读者提供依据，以判断人民币下次升值的大致时机与幅度，从而在今后人民币汇率升值中获取最大利益。

（小标题）关于财经新闻采写的几点心得

古语有云，为文之道，大体则有，定体则无。以下一些看法，只是几年新闻报道实践中得出的粗浅认识，故简要交待一下。

结构方面。1、提倡“倒金字塔”结构。把最重要、最精彩、最刺激的东西尽量往前放置。不提倡按时间顺序叙述，提倡按事件的逻辑顺序叙述。有如新闻与悬疑电影的区别：新闻要把读者最想知道的东西放在开头，读者不必看完全文；悬疑电影一定要把最紧要的谜底放在结尾，一定要吸引观众开完全部电影。

2、开头。提倡小角度切入，以人物个案故事，或者一个精彩的特写开头。少用空话、宏观概括性话语开头。

3、提倡拆分。财经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是深度报道多，文章较长。可以把文章中一些技术性、辅助性的内容，单独作为一块拆分出来，列表或者制图表示。写稿时尽量多收集一些背景小资料，可作为辅助性的小块配合主体文章。

文字方面。1、简洁。尽量少用长句，多用短句。简洁、明了为财经新闻写作第一要务。一则，新闻时效性强，记者写稿很难字斟句酌，更难在很短时间里妙笔生花、文采飞扬。二则，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读者要求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有用信息，要求文章基本是“干货”。

2、分段。注意分段，避免太长的段落，避免读者视觉疲劳。
3、引语。人物直接引言要是关键性的话，越短越好。一般不要大段的引语。4、亲和力。不要板着面孔说话，可适当使用用活泼、幽默、口语化的词句。

叙述方式方面。1、以人为本。通过人物的活动与故事来展现事实。事件性报道里，要看到有许多人在里面。
   2、细节注重细节描写，增强现场感。
   3、故事性。要有故事，要有情节，新闻不能写成论文。即使是纯粹分析性的文章，也要可以营造戏剧化、冲突性的氛围。

4、数据。文中不要堆砌数据，如特别需要可单独列表。

5、视角。绝大多数时候不要出现第一人称或记者如何如何，要转化为客观的叙述。记者自身的体验只是对事实的验证，多数时候不应该成为核心事实，核心事实应是其他当事人的经历。

6、类比。特别专业或复杂的事情，需要通俗化、形象化的方式表述，便于读者理解。

专业性。这可能也是目前国内财经记者最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比较容易见效的一个问题。除平时系统学习相关知识外，采访前对背景资料的调阅也很重要。这个办法不是想不到，而是是否愿意做到，做了能否把功夫做足。俗语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报道也是如此。对于一个不太熟的选题，刚开始时至少需调阅10倍的背景资料（与报道内容比）。随着对相关报道领域熟悉程度的提升，这个比率会逐步降低。比率逐步降低的过程，就是记者专业性增加的过程。最后，有可能写稿手到擒来，无需调阅什么资料，比例就是0。有事甚至是负数，即记者写的报道经常被别人引用，成为别人的资料。这时记者就成为专家了，至少是专家型记者。

时效性。一篇财经新闻报道，写得角度、笔法都比别人好，也更加专业，就是事件落在别人后面。这就不是好的报道，甚至连合格的报道都不算。这一点，对于财经类日报尤为重要。

信息来源多样性。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信息来源越多，发现有价值的财经新闻线索的机会就越多，写出的好新闻也就越多。二是一篇财经新闻也要有多个消息来源，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争议较多问题的报道上更应如此，这样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避免报道的片面性。

上述看法，尤其是前半部分关于写作的看法，主要是出于增强财经新闻报道可读性的需要。但强调可读性并不是意味着可以舍本逐末。一个成熟的财经记者，一份成功的财经类媒体，其最重要之处还在于报道内容的准确和见解的深刻。

结语：

“切磋”结束时，张总提出一个想法，作为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的又一举措，可否于9月份集中解决本报报道中的导语问题？此想法立即得到一致相应并迅速实施：9月份被定为本报“导语月”，改进导语写作方式的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张总说，如果每月都能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改进一个问题，长此以往对报道将大有裨益。

有如本篇抛砖之陋文，自忖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屑者亦有之（后二者可能性更高）。然不论何种，皆为此文之反响，皆为推进业务研讨而尽绵力。若有观者跟贴，无论褒贬，则更感幸焉。

2003-10-1713:56:33经济参考报 

   近年来，在国内媒体上，“联合国采购”无疑是曝光率最高的经济术语之一。在众多企业眼中，“联合国采购”更是一块诱人的“蛋糕”。我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展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似乎可证明这一点：前几届广交会上，“联合国采购说明会”会场爆满，不少企业代表从头到尾站着听完会。

然而在第９４届广交会上，“联合国采购说明会”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尽管此次前来参会的联合国各机构负责采购的官员人数之多、规格之高，为迄今相关活动之最，但会场竟空着近１／３座位。而到企业代表与联合国官员自由交流的时候，企业代表人数则更少，最后竟然比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还少。

有关人士指出，“联合国采购”此次广交会遭“冷遇”，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心态仍未成熟，二是国内有的机构利用企业不了解相关信息，误导企业认为联合国采购的“门槛”很高，以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打击了企业参与联合国采购的积极性。

说明会上企业代表比记者还少

“联合国采购说明会”的承办方之一——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作为承办方在广交会上举办说明会。以前他们曾在不同场合举办过多次类似的说明会，效果相当不错。

据广交会有关人士透露，组织者原本担心，可能因国内企业代表参会过多而造成拥挤，前几次说明会上国内企业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而这一次说明会前来参会的联合国官员达１５人之多，此次说明会的吸引力应高于以往，会产生更“火爆”的效应。

基于这样的判断，组织者采取了高票价（参会国内企业代表每人１０００元）、限人数（１００人）的办法以避免人员过多。但出乎意料的是应者寥寥。于是限制措施立即被取消，企业仍免费参会，说明会时间也从原定的六个半小时，缩短为两个半小时。原先给１０个联合国官员每人半小时时间的演讲也全部取消，改为主持人２０分钟总体情况介绍后，由企业代表与联合国官员自由交流。

即便如此，以往一向“火爆”的说明会，最终还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说明会离结束还有半个多小时，会场就只剩下几家企业代表，以至有两位在现场采访的媒体同行很惊讶：“企业代表怎么比记者还少？”

“巨款采购”误导企业

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说明会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现实的利润，参加与否意义不大。这是此次“联合国采购说明会”冷清收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前听说联合国要在中国采购几十亿美元的产品，前几次说明会我们都参加了。但参加后发现，他们并没有带订单来，只是讲一讲联合国采购的程序、采购商品种类等。”一家服装厂的陈经理说，“与其这样浪费时间听会，还不如在摊位前守着多做几笔实在的生意，所以这次就没有去听会。”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助理董洪说，企业出现这种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上包括一些媒体诸如“联合国官员携数十亿美元订单来华采购”之类的错误说法，严重误导了国内企业。事实上，联合国采购资金来自于各捐款国，其使用有着严格的程序，而且联合国采购并不面向所有企业，只在登记注册的供应商中进行。另外，联合国采购一般通过其相关网站发布信息，等待各供应商前来投标，而不会来中国进行面对面采购。

而根据联合国机构间采购服务部的统计，２００１年联合国３０多个机构在全球采购４６亿美元，２００２年也相差无几。其中，直接从中国企业采购的仅为３０００多万美元，仅占７‰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份额，远没有“数十亿美元”之巨。

董洪认为，在这种反差下，出现这样的心态可以理解。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企业不成熟的表现。“这样做，企业在广交会上可能会多得两笔订单，但失去的是提升企业层次的宝贵机会和将来更多的利润。”联合国在华采购虽没有数十亿美元，但不直接从国内采购印有“中国制造”的产品，远远超过了３０００万美元的数额。这说明，国内企业参与联合国采购潜力巨大，但大部分的商业机会被国外中间商白白拿走。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王粤说，能够成为联合国供应商是企业形象的重要标志，具有极大的广告效应。联合国８６个成员国的采购是通过联合国采购数据库寻找货源的，成为联合国供应商，是进入这些国家市场的捷径。因为“联合国供应商”意味着诚信和完善的电子商务系统。

此外，联合国采购的程序非常严格、规范，国内企业在此过程中不仅风险很小，而且可以积累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参与联合国采购门槛并不高

广东省文教体育用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英妮子，是在现场为数不多的与联合国官员交流的企业代表之一。她对记者说，他们公司想参与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的采购，但一直不了解相关渠道。今年５月份的时候，国内一家自称是“国际贸易协会”的机构主动与他们联系，称能帮他们登记注册成为联合国供应商，进入联合国采购系统。“我们前后向他们支付了近两万元费用，但到现在仍无结果。”英妮子说。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设备采购处副处长雷宇认为，这家企业可能被骗了。“首先，从没听说过有这个协会；其次，国内企业能否登记注册成为联合国供应商，一般一个星期就会有结果，最多不过两三个星期，即使有也很低。”

联合国官员则证实了这一点。联合国难民署供应管理部部长朱南说，中国企业登记注册成为联合国难民署供应商所需时间长短不一。如果提交的材料充分翔实，几天时间就能知道结果。时间长一点，最多也就几个星期就有结果。“但不可能出现几个月、甚至半年仍无结果的情况。”至于费用问题，他则肯定地说，“很少，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有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由于国内企业对联合国采购程序等信息不了解，总以为参与联合国采购的“门槛”很高，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来骗取企业钱财。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企业参与联合国采购的积极性。

除了上面这种直接行骗外，还有一种方式也很常见。国内有的机构并未获得联合国授权和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却打着联合国驻华机构的旗号，声称负责联合国在华采购事宜，可为国内企业牵线搭桥并收取相关费用。这些机构有的也能帮企业注册成为联合国供应商，但在注册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却是这些机构自己的而不是企业的。这样，这些机构在收到联合国免费提供给注册供应商的采购信息后，再交给企业并收取费用，人为抬高了企业参与联合国采购的“门槛”。

其实，国内企业参与联合国采购“门槛”并不高，用董洪的话说，就是“捅破一层纸”而已。

他说，要加入到联合国采购系统中，首先要注册成为联合国供应商。只要点击两个网站，就可清楚地了解到如何成为联合国供应商：联合国通用供应商数据库（ｗｗｗ．ｕｎｃｓｏ．ｏｒｇ）和联合国机构间采购服务部（ｗｗｗ．ｉａｐｓｏ．ｏｒｇ）。符合条件的企业，只要按照要求注册，企业就可以不定期地收到联合国相关采购部门发来的采购招标、询价等方面的信息。

王粤特别提醒，国内企业应注意以下几点：一、联合国没有一个单独机构负责其所有采购，其下属机构有不同的采购体系；二、联合国采购的原则是竞争、平等、透明，并未委托任何一家机构负责其在华全部采购业务，而是希望与企业直接接触；三、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作为商务部直属事业单位，受商务部委托，在国内企业成为联合国供应商的过程中负责协调、指导、服务工作，国内企业在注册成为联合国供应商后，就可以直接跟联合国打交道；四、国内企业成为联合国供应商后，如果有其他要求，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愿意提供相关后续服务。

新闻链接：联合国系统采购的前１０类产品

粮食、药品、医疗设备、车辆、机电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庇护所及房屋、供水设备、通讯设备、化工产品

联合国系统过去在中国采购的主要产品

化工产品、试验室设备、电力设备、同位素、紧急救援物资、计算机和办公设备，技术研究（王小波）
 

   社团登记：洋协会尚属空白地带

   在记者多次提出采访要求和承诺不公开其身份后，约翰（化名）终于接受了采访。作为一名外国人，他是某国“××协会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而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协会”的负责人。“成立当初，我们是想和国内行业协会一样，到民政部门进行社团登记。但事实上我们发现，按现行法规不可能获得批准。”约翰说，“但当时会员企业迫切需要尽快成立协会，我们只得另寻他途。”
   国务院机构三定方案明确指出，民政部“负责全国性社团、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社团，在内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台湾同胞社团，外国人在华社团、国际性社团在华机构的登记和年度检查”。作为社会团体的一种，包括“洋协会”在内的行业协会进行社团登记，似乎并不成问题。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在涉及社团登记的法规中，涉外社团尤其是包括‘洋协会’在内的涉外行业协会，还是‘空白地带’。”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并不讳言。国务院１９９８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只适用于中国公民和机构成立的社会团体，不适用于境外人士和机构成立的行业协会，因此，成立“洋协会”自然无法获得民政部门的批准。
   那么，“洋协会”工商登记合法吗？国家工商总局外资企业注册局一位官员强调说，这不是协会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而是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登记注册。国务院于１９８０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以及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１９８３年发布的《关于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登记管理办法》都规定，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常驻中国的代表机构，必须向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北京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按我国相关法规，企业名称中不能有“协会”等字眼，但有的国家企业登记注册制度非常宽松，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如果在这些国家登记注册、名称中又带有“协会”字眼的公司，到我国登记注册公司驻华代表处，只要他们情况真实、法律手续完备，工商部门都要进行工商登记。

   工商登记：“打擦边球”谋合法化

   “洋协会”自己对于工商登记的态度耐人寻味。在采访中，约翰一直强调，他们进行了工商登记，是合法组织，受法律保护。同时他也再三表示，如果相关法律修改后“洋协会”可以进行社团登记，他们一定会进行社团登记。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朱卫国副处长分析认为，“洋协会”进行工商登记，是他们寻求“合法性“保护比较方便的途径，进行了工商登记，就获得了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就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可以设立帐户、刻制印章、租用办公场所等等，也就有了开展活动的前提条件。但他指出，“洋协会”这种规避法律的做法，混淆了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的界限，对规范和完善商事登记和民事登记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对涉外民间组织进行管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完善民间组织立法，尤其是完善涉外民间组织管理立法来解决。
   而“洋协会”一再表达自己对社团登记的“渴望”，似乎更是出于担心对其打“擦边球”的指责。李勇说，目前想成立“洋协会”的，一般有以下几种做法：一是耐心等待，这是守法的；二是打“擦边球”，如以外国企业代表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再以协会名义在国内开展活动；三就是黑着来，这一类是违法的。“我们理解外商与境外人士成立行业协会的迫切心情，正在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但任何事情都要依法进行，打‘擦边球’是不对的。”

   “洋协会”何时可享国民待遇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余晖研究员说，将“板子”一味打在“洋协会”身上，有失公允。“洋协会”进行工商登记，根源在于没有对“洋协会”采取与国内行业协会同等的国民待遇。“洋协会”打“擦边球”，实是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他认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给予“洋协会”国民待遇，在放开、发展的同时进行规范。
   其实，不仅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在国内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洋协会”，无法进行社团登记，国外行业协会在华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代表机构也无法进行社团登记。查询相关政府部门网站就会发现，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国际唱片协会北京代表处等，都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李勇承认，我国对行业协会的登记管理，实际上存在比较严重的“内外分割”。工商部门负责营利性企业的登记管理，民政部门负责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非营利性社团的登记管理，本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部门分工组合。而现实中，之所以包括“洋协会”、国外协会在华代表机构在内的涉外协会，由工商部门登记管理，主要是法律的不完善和滞后。一方面，民政部门应该担负起对涉外社团的管理职责，却苦于没有适用的法律；另一方面，“洋协会”进行工商登记却“有法可依”。
   他认为，社会团体的最重要特征，一是实行会员制，二是非营利性。这是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最大区别。二者在运行规律上有很大区别，对二者的监管也不能互相替代。“内外分割”的管理体制，弊端很多，必须尽快改革。首先，对行业协会“内外分割”的登记管理，不利于对行业协会的有效监管，不利于体现政府权威的统一性，也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其次，已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的法规仍继续生效，影响其严肃性；再次，已有涉外行业协会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从事与自身作为非营利性组织不相符的经营活动，扰乱了市场秩序。
   朱卫国介绍，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会同民政部等相关部门，对《基金会管理办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进行修订，对涉及民间组织的登记和管理将分别纳入这三个条例之中，为规范“洋协会”等涉外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建章立制，将涉外民间组织的管理纳入业已形成的国内民间组织管理框架。这一思路符合国际惯例，也能够使涉外民间组织的管理更加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的规范民间组织的立法出台后，要相应地对以前的一些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要使得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的登记严格分开，而国内民间组织和涉外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统一起来。

]]> http://wangxiaobo.blog.sohu.com/499740.html http://wangxiaobo.blog.sohu.com/499740.html#comment 王小波 Thu, 22 Sep 2005 22:16:07 +0800 http://wangxiaobo.blog.sohu.com/499740.html “贸易壁垒调查第一案”申请启动
 
2004-2-26王小波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由国内产业提出申请的第一起贸易壁垒调查案日前产生：针对日本政府多年来通过进口配额、批准及原产地限制措施，只对韩国紫菜开放市场、不让中国紫菜进入的歧视性做法，江苏省紫菜协会代表其下属１０７个会员，向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提出申请，请求调查并认定日本政府在紫菜进口方面存在贸易壁垒，并要求在此基础上与日本政府进行磋商，以促使其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条斑紫菜的进口限制措施。
   记者从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获得证实，该局已于２５日下午正式受理了上述申请。商务部有关官员指出，这是我国初步建立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以来，国内产业首次针对国外的贸易壁垒提出调查申请。
   据介绍，原外经贸部颁布、并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起实施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标志着我国贸易壁垒调查制度初步建立，该制度使国内出口企业在遭遇国外贸易壁垒时，可向政府提出申请，并通过政府的调查与磋商，从而达到排除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障碍。根据规则的规定，商务部（２００３年政府机构改革后原外经贸部职能并入商务部）应当在受理江苏省紫菜协会提出的申请后６０天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据了解，江苏省紫菜协会本次调查申请所涉及的产品为：该协会会员企业生产的条斑紫菜，具体产品为干紫菜和调味紫菜。另据估算，日本市场每年对干紫菜和调味紫菜的需求量约为１００亿张。江苏紫菜协会提供的数字表明，该协会会员同类产品年产量为１５．２亿张，占全省年产量的６９．３％，江苏全省产量又占全国产量的９５％。
   据代理此案的北京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胡治家律师介绍，日本多年来一直将干紫菜和调味紫菜纳入进口配额产品目录，对原产于哪个国家的紫菜能够进口以及进口数量的多少，完全由日本政府加以严格控制。自实施配额管理以来，日本只对原产于韩国的该类紫菜产品发放进口配额，从而导致中国同类紫菜产品对日出口多年来一直为零。
   “本次贸易壁垒调查申请所涉及的产品与日韩生产的紫菜属同类品种，三国对该类紫菜的养殖加工方式、产品规格等基本相同。”胡律师认为，“日本只进口原产于韩国的紫菜，而不进口中国产的同类紫菜，明显违反了世贸组织有关协定的规定，构成了对中国产紫菜出口日本的贸易壁垒。”
   江苏省紫菜协会副理事长王廷柱说：“国内紫菜加工设备、零配件基本从日本引进，近２０年来累计超过４０００万美元。作为世界最大紫菜消费国的日本，一方面向中国出口大量相关机械设备，另一方面又禁止中国紫菜的进口，令人难以理解。这和其他主要消费市场均进口中国紫菜，形成了鲜明对比。”
   王廷柱进一步指出，为保护近海资源，中日、中韩政府曾签署了双边渔业协定，对渔业实行转产。发展紫菜养殖加工，是我国沿海地区实行渔业转产的重要内容。日本政府对中国出口紫菜的歧视性做法，不仅严重影响到我国紫菜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沿海地区保护近海资源的努力。

   尽管立秋后不少地区气温开始转凉，但大豆加工业根本感受不到一丝凉爽，因为一场大豆“进口危机”，让众多企业正在生死存亡边缘痛苦煎熬。
   去年11月份至今年4月份期间，国际大豆市场价格猛涨，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的我国企业签订了大量进口合同。但从今年5月份开始，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暴跌，我国大豆加工业遭受重创，出现全行业亏损。业内人士估计，03/04榨季大豆加工业损失超过40亿元人民币。行业内最大民营企业大连华农集团7个厂停产，每月损失3000万元。目前，已有相当部分民营企业资不抵债，甚至面临倒闭危险。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指出，此次大豆“进口危机”，将对我国大豆市场格局以及相关行业产生深远影响，而由此暴露出的农产品产业安全问题，更应引起各方警觉。
   自1996年以来，我国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大豆进口数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大豆成为我国第一个放开进口的大宗农产品。2003年，我国进口大豆2074万吨。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国际市场贸易量的1/3。
   “中国本应在全球大豆定价机制中具有相当发言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北京珂玛美嘉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飞说，“除中国企业缺乏国际竞争经验外，定价机制不完善和贸易规则不公平是造成目前局面的重要外部因素。”
   据了解，世界大豆主产区为美国以及巴西、阿根廷三个国家，但国际大豆贸易却掌握在以美国公司为主的近10家国际粮商手中，其中又以ADM、邦吉、嘉吉为主。
   徐建飞说：“尽管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更多反映美国市场行情，并不能全面反应国际大豆供求状况，但我国企业向国际粮商购买大豆，却不得不按照芝加哥交易所的价格来作价。在这种‘南美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的格局下，中国企业很难掌握主动。”
   商业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是危及我农产品产业安全的又一大问题。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我国大豆行业的基本信息，如单产、种植面积、库存、压榨等情况，都缺乏准确的数据，也没有权威部门适时发布。我国大部分企业在做决策时，往往主要参考美国农业部或外商提供的中国与国外市场数据。同时，国际粮商和芝加哥农产品期货市场对中国何时进口多少大豆、何时在芝加哥结价却掌握得一清二楚。这就给某些国际粮商及投机基金操纵大豆价格提供了可乘之机。国际粮商和投机基金往往在中国企业进入市场之前把价格炒高，赚取高额利润，而中国企业对此却束手无策。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日加工能力达到500吨以上的90多家企业，年加工能力已达到6000万吨左右，而国内需求仅2500万吨左右。在这6000万吨加工能力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1%，民营企业约占一半左右。外资控股企业占26%，主要是上述国际粮商在国内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
   有关专家预测，这次危机将使我国大豆加工行业重新整合，跨国公司左右我国大豆加工、植物油市场、饲料市场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黑龙江九三油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田仁礼认为，从实际情况看，跨国公司对中国大豆加工行业的控制能力，目前远远超出了26%的水平。因为目前相当一部分企业，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此次危机之后，估计国际粮商将加快推进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加快收购兼并的步伐，而元气大伤的国内企业很难与之抗衡。届时，国际粮商在中国大豆进口、加工方面的控制能力将大大增强，这种影响力还将通过植物油、豆粕等下游产品，向饲料行业、食品行业渗透。”田仁礼进一步分析。
   “大豆是我国第一个放开进口的大宗农产品，大豆行业也是较早进入国际市场、与优势明显的世界‘顶级高手’博弈的农产品行业，在此过程中遇到的理念、政策、规则、知识水平、资金实力及管理等问题也较早暴露出来。事实上，大豆加工业的问题在其他农产品行业也或多或少存在。希望此次‘大豆进口危机’，能引起更多关注。”
   徐建飞特别强调说，“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此次大豆进口危机中，有的企业过多参与了期货投机，损失非常大。这个教训告诉我们，投机不是我们的强项，更不应成为目标，最重要的还是要扎扎实实做好实业。”

是自身问题积累还是遭人“陷害”

   正当5月初突然爆发的大豆“进口危机”让中国整个大豆加工行业自救于水火之中而无暇他顾之际，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农业部等组成的美国农业代表团7月中下旬来到了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多天的考察访问。据了解，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中国各界解释，美国政府和企业并未有意“陷害”中国大豆加工业。
   尽管被认为是提前爆发的大豆“进口危机”远未结束，众多国内大豆加工企业能否“挺”过这一关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国大豆加工行业已遭受重创，而此次危机的更大影响，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大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逐步显现。
   究竟是跨国粮商和美国农业部有意“陷害”？还是国内相关行业自身问题多多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整个行业为度过危机而奋力自救时，对大豆这一我国最早放开进口的大宗农产品产生“进口危机”原因的探究，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正反观点激辩“陷害说”

   现实的惨重损失使一些企业相信，这是美国农业部和粮商有意“陷害”的结果。
   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大豆加工企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农业部去年在连续数月调低美国大豆产量预测，同时调高中国大豆进口量预测，造成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恐慌心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以防将来出现短缺。“然而，在中国企业高价位采购完毕、美国大豆销售也告完成的5月初，国际大豆价格出现崩盘。这难道仅能用巧合来解释？”这位企业人士的反问，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心情。
   相关统计表明，芝加哥大豆价格从2003年7月的每蒲式耳532美分，一直涨到今年4月份的1064美分，达到了近16年来的最高点。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中国企业大多数在年初期货价格高位上大量采购大豆，成本在每吨4300元人民币左右。而到5月份，受美国大豆价格下跌影响，中国港口进口大豆分销价格持续下跌，仅为3200元/吨。据业内保守估计，仅上半年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就因此损失40亿元。
   而在美国农业部不断发布被国内企业称为“虚假信息”的同时，跨国粮商和芝加哥投机基金又赶在中国企业进入市场之前把价格炒高。当时在高价位接盘的一些国内企业，现在在盘点损失时又不约而同认为，是跨国粮商和投机基金害了自己。部分国内大豆加工企业一个多月前完成的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个在部分企业中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国际资本在有计划“围剿”中国大豆加工业。对此，报告还列出了多条理由。
   对于上述观点，路易·达孚（上海）公司董事长陈涛明确反对。“我有幸参加了美国农业部报告的形成过程。据我了解，美国农业部每年都会对预测数据进行几次修正调整，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如果说美国农业部有意发布虚假信息欺骗中国企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8月初于哈尔滨举行的“中国大豆市场分析暨贸易洽谈会”上，他在面对300多名业内人士发表演讲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美国农业部每次发布的预测报告，都通过邀请外来人士完成。这些人士不是固定的一些人，也不包括政府官员。他们被要求隔离在一个场所，要在一星期内完成报告，并且互相之间不允许通气。为尽量使报告做到公正，完成报告的人员在事前要宣誓，自己以及家人都没有参与和报告内容相关的任何商业行为，不代表任何商业利益。报告制定过程公开、透明，相关人员可以作为观察员到现场监督报告形成的全过程。此外，报告形成的基础是美国农业部提供的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是美国农业部采取了包括卫星勘测甚至是人工逐块调查的各种手段，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这是哪一个粮商、咨询公司都无力相比的。”
   陈涛更不同意跨国粮商和基金有意“陷害”中国企业的说法。在他看来，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对国际大豆期货市场操作方式不了解的情况下，更应注重风险控制，但大部分国内企业的做法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失误就成了基金的市场机会。“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操作行为，而不是只针对中国企业。”他说。

   不应把危机仅归咎于外因

   “我国大豆加工业‘进口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是由行业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所决定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把危机的爆发仅归咎于外部因素，是不客观的。”
   大豆加工业重复建设，加工能力严重过剩，是导致今年危机的根本原因。近两年来，因大豆加工业利润丰厚，导致榨油业疯狂扩张。如东莞麻涌一带2001年仅有一家加工能力2000吨的油厂，但今年已达9家。尽管行业一再呼吁国家进行调控，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限制新建榨油企业，但由于利益的驱使，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仍有不少企业改换名称（如榨油厂改称饲料蛋白厂），不断上马新厂。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日加工能力达到500吨以上的90多家企业，年加工能力已达到6000万吨左右，其中日加工能力2500至10000吨的企业就有21家，仅这21家企业的年加工能力就高达3000万吨。而国内需求仅2500万吨左右。
   “过度扩张的大豆压榨能力，必然造成对大豆进口的过度需求。”曹绪岷说。
   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忽视风险管理，不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是产生危机的又一内因。曹绪岷说：“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美国商品基金在芝加哥期货市场大举做多，巨量的多头持仓和滚动式操作，使大豆价格持续上涨。国内榨油企业担心豆价还会继续走高，相继在最高价位大量订货，比一年前购买同样数量大豆多付了一倍的钱。除了少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套期保值或减少采购外，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在高价位订购且没有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从而导致在5月份芝加哥期货市场大幅下跌时陷入危机。”
   “如果企业有足够的风险意识，至少不会产生像现在这样大的损失。”曹绪岷直言，“当然，目前国家只批准了中粮、中谷、吉粮集团三家国有企业从事国外粮食期货，民营企业还不能直接从事境外期货业务，也限制了他们规避风险的能力。”

   建立新的国际大豆定价机制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国际贸易量的1/3，理应能左右市场价格。但我国进口大豆时对价格影响力微乎其微，反而被价格“牵着鼻子走”。有关人士认为，我国大豆加工业今后要避免再次发生“进口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国际大豆定价机制。
   据介绍，现行国际大豆定价机制主要有三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一、国际大豆贸易主要由美国为主的粮商控制，形成了“南美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的扭曲局面；
   二、大豆交易价格以更多反映美国国内行情、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国际供求关系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价格为基准；
   三、价格需要合同来保证，但目前进口合同采用由美国粮商提出的合同文本，其条款充分保护出口商利益而不利于买方。如“以卖方装运港检验为最终依据”，买方无复验权和索赔权；对大豆品质要求不详细、不规范、不严格等。这些条款易导致出口商滥用合同权利，造成严重到货质量问题。
   大豆生产国一般杂质可以控制在1%以内，但我国进口合同规定为2%。为“达到”2%的标准，有的粮商甚至用鼓风机将豆皮等杂质吹入大豆，或将玉米、小麦等低价谷物掺入大豆。今年发生的巴西“种衣豆”事件纯属人为掺入，很难说与“装运港检验为准”条款无关。近几年来，我国进口大豆到货后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和疫病，但合同条款限制了我国企业对外无索赔权，进口风险全由进口企业承担。
   近年来，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大豆产量和出口量增加很快。特别是巴西，其产量直逼美国。“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大豆方面的互补性很强，建议从政府和行业层面上推动我国企业和这些国家直接进行贸易，包括支持我国企业直接从南美采购大豆，支持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在南美建立种植基地和储运设施，改变‘南美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的扭曲局面，改变我国进口大豆完全依赖美国粮商的现状。”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说，“食土商会曾与阿根廷农业部和农业协会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对此很感兴趣。”
   不少企业人士呼吁，大连商品交易所应尽快推出转基因大豆和豆油期货交易品种，完善中国大豆期货交易体系。这样，国内企业可以变“客场”作战为“主场”作战，充分利用大连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成本，从而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目前，我国大连期货交易所只有非转基因大豆期货品种。在当前大豆进口量大于国内产量、进口大豆基本为转基因大豆的情况下，大连交易所对世界主要交易品种转基因大豆的价格几乎没有影响。
   曹绪岷介绍说，为改变目前大豆贸易合同中对我国的不平等条款，防范贸易风险，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大豆分会曾于两年前形成行业决议，组织专家制定了“中国大豆进口合同文本”，以充分维护买方正当权益。目前国内从事大豆进口的企业近百家，但尚有部分小企业并未加入到食土商会大豆分会中来。尽管这些企业进口量不大，如果它们不纳入行业标准合同的实施，将无法维护整个行业进口大豆的利益。因此，建议政府部门支持推广在全行业实施标准合同。
   “另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如韩国进口粮食采取统一由行业组织对外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效果良好。在大豆进口方面进行统一采购，值得我们探索尝试。”曹绪岷如此表示。

政府企业携手“万村千乡”连锁经营“农村包围城市”

   当跨国零售巨头们在一二线城市不断攻城掠地时，本土商业企业纷纷走上另一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即在农村乡镇、村里开设连锁超市，以图在农村市场站稳脚跟后再“进军”大中城市。
   全球第一大跨国零售商沃尔玛，当年正是从美国的农村小店起家，发展成今日的商业巨头。在零售业已全面对外开放的今天，中国乡村能否产生自己的“沃尔玛”？
   日前，记者随商务部组织的中央新闻媒体采访团，跨越河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采访了众多参与到“万村千乡”工程的试点企业，对商业连锁企业开拓农村市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

10％毛利、跨国巨头逼近与“政府推动”

   今年以来,商务部为从流通环节解决“三农”问题,与财政、银行等部门一起，对开拓农村市场的商业企业提供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扶持,推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可以说，“万村千乡”工程一推出，即获得企业、地方政府好评如潮。
   “我们公司在绍兴全县308个行政村，都开了这种‘农家店’。”叶耀庭站在一个只有六七十平方米的小型超市里，指着周围货架上摆放整齐的商品对记者说。
   叶是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说的这个小超市位于离浙江省绍兴县城约半小时车程的王化村，途中山路要绕130多个弯。该公司下属的400多家连锁网点，绝大多数在农村乡镇和村里。叶毫不掩饰他的‘野心’：“我们的目标是‘农村包围城市’，先把超市开到乡镇村，在农村市场站稳脚跟，然后向中心城市进军。”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开的超市几乎100％赢利。”叶耀庭说，“一般来说，一个‘农家店’销售商品的毛利在10%左右，这个水平还是可以的。‘万村千乡’工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个很好的机遇。”
   但在和叶耀庭相距千里的同行——湖北富迪实业公司董事长李俊明看来，“深入农村”除了这10％毛利的动力外，还有跨国零售巨头竞争的压力：1个月后，一个著名跨国零售巨头的大卖场将要到富迪的大本营——湖北仙桃市落户。李俊明坦言：“我们目前还无法和他们竞争。”富迪下属的100多家连锁经营网点，有4成设在仙桃以及周边县市的农村乡镇和村里。
   根据我国入世协议，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国零售业对外资放开股权、地域限制。这意味着，国内商业已直接面对跨国零售巨头们的竞争。
   李俊明认为，目前国内商业圈可以分为三层，一是包括京津沪和各省会城市在内“第一零售商业圈”，二是包括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小城市在内的“第二零售商业圈”，三是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正在形成的以乡镇为中心的“第三零售商业圈”。“当前，跨国零售‘巨鳄’和国内零售‘大鳄’在大中城市鏖战正酣，无暇顾及农村市场。我们就是要进军‘第三圈’，抢占发展先机。”和叶耀庭一样，李俊明也用“机遇”来描述“万村千乡”工程对自己企业的意义。
   本土商业企业“农村包围城市”，用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的话说，还具有“强烈的‘政府推动’特征”。
   去年年中，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意见的通知》。今年2月初，《商务部关于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的通知》。7月8日，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对2005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予以资金支持的通知》。去年至今期间，其他一些配套的政策也陆续出台。
   银行也对“万村千乡”工程积极支持。商务部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协议，后者贷款500亿元用于扶持商业流通，而商务部与另一家商业银行一笔300亿元贷款也即将签署。这两笔贷款中相当一部分用于“万村千乡”工程。“现在银行贷款不是问题了，我们担心的是这么多资金能不能全部用出去。”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一位官员说。
   对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地方各级政府及部门表现出了非常配合的积极姿态。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今年5月转发省经贸委、财政厅等13个部门的一个联合通知，从税收、证照办理、规划等方面出台具体政策，扶持“千镇连锁超市”和“万村放心店”工程。
   “这种发文形式效力比省政府发文更高。因为省政府发文对各部门来说是‘要你做’，省政府办公厅转发是13个部门‘你要做’并且‘签字画押’，没有讨价还价余地。”金德水说。

中国乡村能否走出“沃尔玛”？

   在采访中，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对记者说：“美国的沃尔玛就是从农村小店起家，发展成全球第一的跨国零售商，现在的‘农家店’里肯定能走出中国的‘沃尔玛’。”不少企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其实，不少本土商业连锁企业，正在依托农村市场发展壮大。如总部设在浙江慈溪市的“慈客隆”，是从县级供销社成长起来的农村连锁企业，已连续数年进入“全国连锁业百强”行列。该公司现有68家乡镇超市，42家农村便利店。
   有的甚至在和跨国零售巨头的较量中丝毫不落下风。据记者了解，从县城起家、现又进军农村乡镇的“苏果”，在其大本营——南京，它的强劲发展势头已使部分外资大卖场的业绩开始出现负增长。
   “本土企业的心气儿很高，这是好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部长邹天敬笑言。他认为，开拓农村市场与城市相比有很多不同，如不同区域农民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差异较大；农村地域广阔，网点分散，物流配送也与城市有很大不同等。本土企业比跨国零售巨头们更有优势进军农村市场，应当抓住国家“万村千乡”工程的机遇壮大自身。但邹天敬也指出，从农村市场实际看，区域性、中等规模的企业可能更有优势。
   商务部研究院张育林副研究员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本土连锁企业最终也要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但必须注意的是，沃尔玛的成长经历，与中国本土连锁企业有众多不可比之处。如，沃尔玛发展初期面临的竞争并不激烈，而中国现在零售业已全面放开，相对弱小的本土商业直接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美国城市农村发展水平差距不大，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企业与沃尔玛成长时面对的市场状况差异明显等。”张育林举例说，连锁经营需要建立配送中心，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在农村市场开展连锁经营对建立配送中心要求更高，需要更科学的规划。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的地方出现了争项目、把‘万村千乡’工程当作政绩工程来做的苗头。中国乡村能否走出的‘沃尔玛’，应当是一个市场竞争、自然而然的结果。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能拔苗助长。”张育林说，“地方政府应当将各种政策真正落实下去，尽量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空间，通过市场引导企业进入‘万村千乡’。”

“外围店长”与农村市场环境之痛

   黑黑壮壮的中年汉子欧阳天喜，是湖北仙桃市市郊大福村的一位“知名人士”。用他的话说，自己在当地老百姓中“还算有一定威望”。欧阳天喜还有一个身份——富迪公司在该村所开连锁超市“大福购物广场”的“外围店长”。
   “富迪每月给我800元的基本工资，外加500块钱的活动经费。”欧阳天喜说，“工作嘛，就是负责打点超市的‘外围关系’。”
   富迪董事长李俊明告诉记者，所谓“外围关系”，“就是有的基层政府部门时不时来收这个税那个费，正常的税费我们肯定交，但经常是不按法律政策乱收税费，这我们就受不了了，就需要‘外围店长’出面打点”。
   需要打点的，还有“民间关系”。“有一次下面一家新超市店面刚装修完毕、货物摆放到位，但开张那天就被当地人堵了大门，15天后才开张营业。”李俊明说。他告诉记者，这些“当地人”既有同行也有地痞混混，当富迪到外地农村开超市时，这类“当地人”并不少见。
   富迪每个农村超市除了负责店面管理的店长外，都聘了一个像欧元天喜这样“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外围店长”。李俊明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我们共有40家超市设在乡镇和村里，按每个店长每月1300元费用算，仅这一块成本富迪一年就要多支出60万元。”在去年，富迪的利润为660万元。
   其实，在现代连锁业态“进军”农村市场的过程中，糟糕的市场环境是本土商业企业普遍感到头痛不已的问题。
   有的基层政府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故意人为设置“高门槛”。湖南湘潭心连心超市总经理范华平对记者具体举例说，如在根本没有消防管道和水压的农村地区，当地消防部门要求超市购置上万元的消防设备，结果企业钱花了不少，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又如，有的地方路费、过桥费高得惊人，往往要吃掉企业毛利的2到3个点等。
   地方保护也是块添堵的“石头”。开设一个新超市，需办理税务、工商、卫生等9个左右的证件。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企业在本地办理每个证件仅需一两百元，但在异地开超市办理每个证件需要两三千元的很常见。企业还反映，手续复杂、费用高不说，还不一定办得成。如果证件不齐，超市随时面临被罚款的风险，而且数额多少由罚款部门说了算。
   标准的不统一，也制约了连锁经营在农村市场的发展。“万村千乡”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连锁经营向农村市场延伸，带动农产品销售，从流通环节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从农民散户手里收购的农产品，主要涉及农药残留量等方面的标准，比较难控制。湖南湘潭市副市长谭山平建议，商务部能否采纳卫生部门或其他部门的某一个标准，最好不另出标准，以便于超市对农产品采购和销售的管理。

统一征税——现行财政体制下的奢望？

   推进“万村千乡”工程、在农村发展连锁经营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是统一纳税的问题。”江苏省经贸委主任韩庆华说。他告诉记者，按照国家规定，连锁企业的税收应由连锁企业总部所在地政府向连锁企业统一征收，非独立法人的连锁超市、店面不用单独纳税。“这一点，早在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国家经贸委的相关文件就已明确，但目前很难落实。”他说。
   湖北富迪公司董事长李俊明说：“尽管从理论上讲，是否统一纳税不影响连锁企业的税负总额，但很容易给乱收费打开方便之门。有的地方政府部门不按法律政策，‘拍脑袋’乱收、多收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并不少。”河北心连心超市董事长贾冬梅说：“不实行统一纳税，连锁企业下面的店面还要准备人力、物力、财力用于解决税收问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那么，本土企业统一纳税究竟难在何处？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早阳分析认为，其中有地方政府部门不当观念认识、错误政策操作的因素。“有的地方政府认为，连锁企业在我这个地方开店挣钱，我就应该收你的税；如果你连锁企业都把税交给了企业总部所在地政府，那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在我这儿开店。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乱收费、吃拿卡要等错误行为。这种认识和行为，只看到了现实的、短期的税收收入，没有看到在农村开展连锁经营对本地农村经济发展、拉动内需、促进解决‘三农’问题等长期的效益。”
   但张早阳进一步指出：“我们更应看到深层次体制性的因素——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当前基层财政的现实状况是，供养了数量远超过其承受能力的人员。这种‘吃饭财政’的特征，是连锁企业统一纳税无法落实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现行财政体制的约束下，有的地方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适当“变通”，尽可能为连锁企业“统一纳税”创造便利。
   韩庆华说，南京市已经在市区内实行了连锁企业统一纳税。浙江则走得更远。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告诉记者，浙江省已出台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统一纳税制度。连锁龙头企业在省内实行跨市县经营，凡与总部电脑联网，由总部统一采购配送、统一核算、统一规范化管理、不设银行结算帐户、不编制财务报表和账簿的直营店门，可由总店向其所在地税务机关统一申报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连锁企业实行统一纳税后，所属地区间财政利益由省财政厅制订调整办法。
   “我们希望能早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连锁企业统一纳税，这样本土连锁企业就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更快成长。”苏果超市总经理马嘉樑说。